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２日电（记者徐松）３５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个本该隆重庆祝一番的重要纪念日却因为中日关系当前的局势，显得分外冷清。

    回想当年，邓小平和福田赳夫等中日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作出战略决断，推动条约的缔结，极大推动了中日两国其后关系的迅速发展。《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因而也成为指导中日关系发展的四个重要政治文件之一，彪炳史册。

    中日双方本该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隆重地纪念，以秉持和发扬中日之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和平发展”的精神，以重申“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的约定，以思考如何在新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赋予条约新的生命力。

    而这些凝聚两国老一辈政治家远见和智慧的共识，被日本一些短视的政客刻意地无视。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由此经历着重大挑战。

    自日方去年９月宣布“购买”钓鱼岛、实现“国有化”，挑起争端后，中日关系已呈恶化趋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任半年多来，火上浇油，同时在日本国内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放任甚至鼓动中日对立对抗情绪的蔓延。调查显示，中日两国公众对现状的认可度急剧下降，相互好感度已降至九年来的最低值。

    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责任完全在日方。日方领导人言行不一，一面不断挑衅、侵犯中国领土主权，释放错误的历史观，还企图拉拢域外势力，对中国形成“围堵”；一面又在释放所谓“善意”，表示“双方进行推心置腹的对话十分重要”。试问，在日方始终竭力回避钓鱼岛问题，甚至连问题存在本身都不愿承认的情势下，两国之间怎么会存在交流磋商需要的起码的气氛。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中日交往问题上，中方强调中日一衣带水，有绵延２０００多年交往历史，对各自国家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同时也绝不会忘记两国兵戎相见的不幸过去。正因为如此，３５年前的那个时刻才值得格外珍视。纪念它，记住它，绝不是仅仅为了缅怀，对思考乃至应对中日关系当今的困局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