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之困——直击中国扶贫“大迁徙”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６日电（记者 王清颖、周相吉）假如能够浓缩时空来俯瞰人类行踪，人们会看到一条又一条指向大山深处的迁徙路线。千百年来，不知曾有多少人为躲避战乱或饥荒逃进深山。

而今，一场规模浩大的人口迁徙又在发生——为了摆脱贫困，人们或雀跃或迟疑地走出大山。

根据“十三五”规划，自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０年，约１０００万贫困人口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告别世代生活的贫瘠大山，远离恶劣的自然环境。

这是一次足以改写历史的大迁徙。从数量上看，这次搬迁的人口约为三峡工程移民的７．７５倍；从时间上看，三峡移民安置用了近１７年，而这次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规划，只有５年。仅贵州一省，就有７６００多个５０户以下的极贫村寨将从地图上“消失”。

近日，新华社记者历时一个多月深入秦巴山区、大凉山地区、乌蒙山区等地，近距离了解贫困人群的迁出地、安置地的情况，见证并记录下这场古今罕见的史诗般的大变迁。

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

玉米，是梁水宁记忆最深刻的食物。

他老家在贵州省惠水县王佑镇董上村麦迁组，是一个只有十来户的寨子，四面环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因为缺地，只能在石头缝中“插”种玉米。

“大家的口粮都有限，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村民梁王地清楚地记得，前几年每到６月，家里的口粮就断了，只好四处借粮。

在这里，农民对土地的眷恋似乎没那么浓烈。记者问“如果搬下山再也种不了地了，会舍不得吗？”时，几乎所有人都摇头说“不会”。３１岁的村民梁华说：“山下生活再难，也不会有我们寨子这么难。”

数百年来，中国西部大山腹地，一代又一代人挣扎求生。

生活在茫茫秦巴山上的王太志，父辈是上世纪中叶从四川蓬溪县搬迁到旺苍县三江镇山上的，那时发生饥荒，饿死过许多人，而上山开荒能够保命。但山顶开垦的庄稼地，只能种点玉米和小麦，遇到干旱经常颗粒无收。

因为家里太穷，王太志结婚当天，差点被岳父当成“人贩子”。一间快要倒塌的土坯房、种不出什么庄稼的薄地……结婚那天，远在安徽的岳父来参加婚礼，看到如此凄惨的家境后大吃一惊，立即给公安机关报案，说他是“人贩子”，半夜非要把女儿带回老家。

往事令人心酸。

生活在深山区的人，都有一部先祖迁徙史，或为逃避战乱，或为摆脱饥荒，一头扎进深山构成的天然保护屏障。一开始，还能“靠山吃山”，后来土地逐渐贫瘠，生态日趋恶化，逐渐“坐吃山空”，而大山如桎梏，把他们与外界分割开来。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坪垭乡崇山子村隐藏在高山之巅。村子周围的所谓耕地，每一块只有四五步宽，就像挂在墙壁上的地毯。由于缺水，这里十年九旱。７６岁的老村支书杨生林说，为了生活，大家都变成了“柴客子”。

山下的两水镇平均３天逢一次集。崇山子村民就花一天时间上山砍柴，再用一天时间赶骡子驮柴禾下山卖柴，换些大米再上山——这，就是“柴客子”。

每年砍柴，杨生林都会用坏一把斧头。

天长日久，树木越来越少，山上越来越秃，洪水越来越多。有时洪水直接冲进村子，把那么一丁点田地都给卷走了。

少田寡种、缺水少雨是这些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任何与扶贫挂钩的种植产业都无从谈起。只能勉强糊口的村民，祖祖辈辈都活在与命运的苦苦抗争中。

交通不便生存艰，畏途巉岩不可攀

坪垭，当地话的意思是“像舌尖一样大小的平地”。崇山子村是全乡路最难走的地方。

从乡镇到崇山子村，开车要经过一条从悬崖上炸出来的盘山路。碎石铺成的路面非常狭窄，路沿下就是千仞山涧，有时外侧车轮只有一半碾压在悬崖边上，看着都腿软。还有一条５０多公里的小路，只能步行，村里人要走一天。

杨生林记得，有一次村里有人砍柴摔伤了，１０多个年轻人轮换背着下山就医，“真是连滚带爬，就怕耽误了命保不住，大家居然用了半天时间就到了镇上。一个年轻后生因为跑得太快，胃疼，一起住进了医院。”

甘肃省文县尚德镇丰元山村四周高山环绕，就像一个火山口。

村民张代全原来是木匠，意外受伤后，因道路难行耽误了救治，瘫痪在床，全家只能靠妻子董保秀去深山挖草药卖钱维生。她每次只能用背篓背十斤左右到镇上去卖，如果遇到雨雪天，连背都背不出去。

有一次，董保秀上山挖草药不小心蹬下一块石头，正好砸中一个马蜂窝，“成群的马蜂围着蜇，我赶紧两手抱住头，从山坡上滚了下来。回到家，头肿得像牛头一样大，我坐在地上哭：这日子咋就过成了这样？”

哪里能有一个安稳的家？

在西部山区，很多人穷尽一生修的房子往往还是不能遮风挡雨。

在坪垭乡五村、六村，记者发现这里的泥土“长”在片状岩石之上。下雨时间一长，水就从土壤渗透到岩石层上，岩石像抹了油一样，大土堆开始打滑，建在上面的房子就开裂。因为经常发生地质灾害，当地村民戏称这里的山“隔三差五就会翻个身”。

五村村民们说，绝大多数人家每十年都要换一次房子，他们打工挣来的钱不存银行，而买成砖头、钢筋等建筑材料存下来，准备盖房子。

最近三十年，５５岁的曲次宙修了三次房子，搬了三次家。他说，全村的人盖房子都有“两把刷子”，每年都有人盖房子，都是全村人帮忙出工。

那场景很悲壮——等天色昏暗、月上山头、整个山村沉寂下来时，盖房的人家就跑到高处大喊：“我家明天要盖房喽，都来帮忙喽！”第二天，全村的人提着工具就一齐上阵了。

六村情况更差，平地更少，只够盖房不够修路。村里很多路是用木头搭起架子、铺上木板和土块的“栈道”。木头经常腐烂，三五年就要重新整修一次。

六村的人下雨时不是回家躲雨，而是要往家外跑，到林子里躲灾。

他们说，一下雨就不敢睡觉，眼睛盯着自家墙壁，看有没有裂缝、檩条与柱子之间的铆是否脱离。大家竖起耳朵听各种异常声音，提着铁锨绕着房子转，看雨水会不会冲垮房子。

杨正家的房子就塌了一次。２０１３年５月的一个雨天，他家南墙裂了口子，檩条“嘎巴巴”直响。当晚，他和下面几户都不敢在家里住了，跑到其他家借宿。凌晨４点，他的房子轰然倒塌，下面几户也连带受损。

“我想给孙子攒钱念书，结果攒钱攒了半天，最终还是用来盖成房子了。”杨正说，他是小学毕业，儿子初中就辍学了，希望孙子考学离开这里。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嘉川镇五红村的村民们也因地质灾害，过着“躲猫猫”的生活。

有一年暑假，６０多岁的李白芳正在院子里喂鸡，忽然听见屋里的孙子喊：“婆婆快跑，地球在跳舞。”她回头一看，房子在下沉，要塌了，急忙跑进屋抱出孙子。顷刻间，房子已歪了一半。

每次看到喜欢画画的孙子画房子时，她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走出大山的脚步跌跌撞撞

走出大山！走出大山！这是贫困山区群众内心遏制不住的呐喊。

多年来，他们有的修路，有的搬家。

梁水宁所在的董上村麦迁组的路是４年前１９个村民自发刨出来的。当年使用自制炸药时还出现过意外，造成人员伤亡。记者采访时，看到了６５岁的梁拉丁那被炸得面目全非的脸和畸形的手指。

“我只希望摆脱这个地方。”早在２００６年，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安化镇店麻地村支书符安儿就动员乡亲们搬迁下山。他说，要么搬到坝子里，要是坝子里没地方，搬迁到新疆也行。

但村民一听是“走西口”，就有了分歧：有人担心新疆风大不习惯，害怕飞沙走石；有人担心住到戈壁滩上难受。县里的干部也提醒说，要搬，一定得想清楚，搬了后老百姓不适应，就“惹祸”了。

符安儿的计划最终没实现。

外出务工的人也不少，但更多人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读书求学上。

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绿化乡１２岁女孩李淑银和１７岁的姐姐李淑芬分别在乡里小学、中学念书。为了让姐妹俩能读书、长见识，远在浙江打工的父亲沙泽忠在乡里租了一套房子，６０平方米，一年８００元，由奶奶专门陪读。

记者采访时，姐妹俩正在学校的留守儿童“阳光小屋”与远方的父亲视频通话。当看到父亲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时，姐妹俩“哇”的一声哭了。电话那头的父亲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在绿化小学，还有１２０多个这样的留守儿童。

一些贫困的父母努力让孩子“考出去”，而一些出去的年轻人努力想把父母接出来。

符君是店麻地村目前唯一的大学生，２０１４年毕业后成为武都区扬名中学的一名美术老师。他父亲只读到小学二年级，但语文和数学都曾考过满分。借钱，贷款，无论多穷，这位父亲也坚持供儿子念书。

毕业后，符君没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回家乡任教。他想盖座好房子，把远在苦寒之地的父母接出来。刚工作收入微薄，但他还是咬牙贷款筹集资金在镇上买了一块地，想把曾经画在纸上的房子变成现实。

一面渴望离开，一面顾虑重重

听到中央有了扶贫搬迁新政策，山里不少贫困户喜忧参半。

“对于搬迁，高兴得很，但下去后没有生计，最后连猪都没得喂怎么办？”

黔西县绿化乡湾菁村大庆寨的贫困户赵世忠说。

采访中，记者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担忧——

“没有文化，只有蛮力，能不能找到工作？”

“城里花销那么大，怎么找钱？”

“要搬走了，家里的林地怎么办？”

一些移民迁入地的人们也有不同想法。

按照当时的移民政策，武都区几年前曾决心将坪垭乡崇山子村整体搬迁到两水镇黄鹿坝。听到这个消息，黄鹿坝人炸锅了，他们反对把“柴客子”们搬迁下山，因为整个陇南像这样的平地太少了，所以“黄鹿坝村人的河坝地比黄金还要宝贵”。况且，黄鹿坝人还在地里种了花椒，花椒一亩收入要过１万元，他们坚决不同意区里的决定，那次搬迁就熄火了。

一旦涉及到钱，问题更复杂了。

旺苍县枣林乡乡长张兴华说，易地搬迁以前补助太少，比如２０１０年人均补助５０００元，后来涨到人均补助６０００元，但这笔钱完全不够建房子。如果要建，贫困户还需借更多的钱，所以前几年出现“搬富不搬穷”现象。

“搬下去后续产业如何开展，也成为贫困户‘搬下去、稳得住’的一个大问题。”他说。

这一系列问题，新一轮扶贫搬迁能够解决吗？（参与记者：谭飞、王丽、张钦、杨洪涛、李平、吴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