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经济外交名片的头衔是什么？

中新社记者 刘震 摄

两年前，李克强与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会谈，两位领导人将中国优势产能与哈国基础设施需求对接达成“中哈产能合作”计划，由此大大丰富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的内涵，——这也是国际产能合作概念和外交实践的肇始。难怪有人说，如果一定要在李克强经济外交名片上印什么头衔的话，那么可以印上“国际产能合作的推动者”。

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是顺应全球经济大势的一种战略考量。在去年12月的郑州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上，中国提出搭建上合组织产能合作平台，即得到各方积极响应。

因为这对于区域经济合作滞缓的上合组织来说，无疑注入了发展的高能燃料：经济和安全两个轮子同时转起来。

这一战略的出发点呼应中亚各国的利益需要，即满足中亚国家提升工业化水平、推动产业升级的利益需求。

中新社记者 文龙杰 摄

具体而言，就是将优质产能、集成技术和工程建设能力与各成员国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打造包括立项投资、建厂生产、销售和配套服务在内的“一条龙”合作模式，帮助中亚国家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形成自主产业链。

这一点上，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产能合作堪称典范，双方已达成52个产能合作项目，总金额超过300亿美元。

拥有先进水平的、性价比高的装备产能的中国，与有着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生产以及火电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合作等巨大需求的哈萨克斯坦紧紧握手，结成利益共同体。

与其他中亚国家产能合作早期合作收获项目也在推进，比如，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承建的电站、在吉尔吉斯斯坦承建的炼油厂、在塔吉克斯坦承建的水泥厂以及中乌正在合建工业园区等也都运作良好。

国际产能合作有利于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同时助力中亚国家工业化进程；长远来看，产能合作还将成为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的重要支柱，形成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中新社记者 文龙杰 摄

何种战略逻辑使得一个大国总理如此钟情于国际产能合作并将其置于对外经贸合作的主打呢？

国际产能合作是一种国际产业转移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的新模式，国家之间产业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优势互补，是一种市场行为。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的梯度转移理论：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处在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传递。

按照这个规律，产业和产品依次在发达国家、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进行转移。

第一，二战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的产业：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联邦德国等地区转移；

第二，上世纪60年代日本、联邦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和机电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

第三，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继续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把加工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向中国内地转移，是为第三次产业转移。

以上三次产业转移的结果是，包括日本、德国、“四小龙”、中国这些当时的产业转移承接地，都实现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并成为下一次产业转移的高梯度国家。尤其中国，持续的产业转移和全球化，使得中国在制造业低端加入全球价值链，与全球产业实现对接和融合而成为“世界工厂”，并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新社记者 文龙杰 摄

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了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此次产业转移成因复杂。一般认为，主要是中国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成本增加，融资、用电、能源、物流和土地等其他成本大幅攀升，企业利润空间严重压缩的一种寻求生存性的转移。

与前三次的产业转移由经济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国家转移不同，此次具有明显的双向转移特点：一方面劳动密集型的、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中小制造企业由中国向东南亚、印度等劳动力和资源等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中国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为主要特征（这也是一种国内价值链的构建过程）；另一方面一部分欧美高端制造产业则在“再工业化”战略的引导下大批回流本土。

国际产能合作即应运而生于全球经济发展变化这样一个宏大背景。

对内而言，国际产能合作与国际直接投资能够推动中国产业实现转型升级，通过持续不断的科技、制度与管理创新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力，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国务院常务会多次透露这样信息：借助国际产能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和价值链重构，是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的重大机遇。

中国把过剩优质产能转移到一些缺少这些产能的国家，可以推动东道国产业发展，填补当地市场需求，减少进口，可以增加当地税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还有利于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提升工业化水平。这种基于全球视野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势必给中国带来更多新的发展红利。

国际产能合作还有助于各国推进结构性改革和调整，对于打造全球经济和各国发展新的增长点大有裨益。

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和转型之中，各国都有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本国经济恢复的这种需求。

中国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走出去”正好迎合发达国家致力于再工业化和基础设施更新升级。

发展中国家正加紧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发展工业能力和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需求强劲，需求规模巨大。但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和负担得起的装备和技术，这些需求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了。因为这种需求不是传统贸易、投资方式所能够满足的，只能通过合作方式实现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

李克强曾在英国《经济学人》发表署名文章《中国经济的蓝图》强调：“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将中国制造业的性价比优势同发达经济体的高端技术相结合，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优价”的装备，帮助他们加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供给创新推动强劲增长。”

中新社记者 文龙杰 摄

作为开放式的国际产能合作，可以通过联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际产能和第三方合作实现。

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拥有处在世界中端的工业生产线和装备制造水平，像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则处于高端水平，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处在工业化的初期。中国的中端装备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核心装备结合起来可以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

对中国来说，存量资产得到盘活，产业链迈向中高端；于发达国家而言，意味着更多出口与就业；而第三方市场则获得更高性价比的装备与工业生产线，满足自身工业化需求。

命运共同体从来以利益共同体为前驱。中国应以大国风范和思维来考虑区域经济合作，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向中亚、中东欧等地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唯此方谈得上中国在这些地区利益的实现和增进，以此为基底的命运共同体的构筑才可能出现。

这一点来看，推进包括国际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区域经济深度合作，其本身就是一种合作观念、合作方式的创新，这种创新将重塑中国与中亚、中东欧（16+1合作）国家关系形态，进而在新的起点再构中国与上述国家关系的未来。（博士后、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朱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