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三改一拆”迈向新征程

全面推进“无违建”创建 全面打响治危拆违攻坚战
“三改一拆”迈向新征程

2016年12月15日，全省145个拆后土地利用和三改项目集中开工；今年2月20日，全省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治理推进会召开，全面打响治危拆违攻坚战；2月底，省“三改一拆”办完成对8地“无违建县（市、区）”创建工作的考核验收……

去年底今年初，“三改一拆”动作频频。留心观察，不难发现，密集的动作背后，是这项全省整治大行动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经过4年多的克难攻坚，截至今年1月底，全省共拆除6.49亿平方米违法建筑，2.83亿平方米旧住宅区、4.34亿平方米城中村、2.26亿平方米旧厂区面貌一新。各地纷纷以拆促转，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加快“腾笼换鸟”步伐，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如今，这场整治行动开始不断探入深水区、闯出新天地、迈向新征程：从聚焦违建拆除，转向改、治并举，全面整治城中村、危旧房；从一项阶段性整治行动，转入全面创建“无违建”，成为各级政府长效保持、长期推进的常态化工作；不仅如此，从大量拆改实践中提炼的理论和智慧也正在凝结，形成新的浙江经验。

改治并举

聚焦民生短板

3月1日傍晚，看着刚收到的微信内容，台州黄岩区天长路旧城改建项目区块协调人张大汐，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7个区块中有6个签约率超过95%。项目快速推进，群众就能尽快住上新房。”

天长路区块位于黄岩主城区最繁华地段，却是当地最典型的棚户区、城中村。房子多为上世纪80年代前建造，年久失修，危房比例极高，群众改建愿望十分强烈。为了尽快改善居民生活环境，黄岩把城市建设列为今后5年需补齐的六大短板之首。

城中村是迈向城市化绕不开的一个坎，是影响城市有机更新和公共服务高质量均衡化的最大短板和障碍；危旧房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更是当前党委、政府的心头大患。在拆除大量违法建筑以后，将“三改一拆”的工作重心转向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治理，聚焦民生短板，已是当务之急、现实所需、群众所盼。

2013年以来，全省“三改一拆”累计改造城中村4.34亿平方米，各地不仅强势推进，更摸索、形成了“独门秘招”：温州连续突破一批老大难问题，市政府周边存在十几年的4个旧村和曾经“九进九退”的鹿城涂村老港区，都在短时间内完成拆迁；衢州通过“自愿+依法”“城改+危改”“产权+货币”等方式，仅2015年至2016年，就完成城中村搬迁改造1.1万户，拆迁面积300多万平方米，不但顺利推进改造，更形成了多赢局面。

由拆转改、由拆转治、改治并举。根据统计，目前全省还有1642个城中村需要改造，其中今年将要改造778个。按照部署，这些城中村改造，将在2018年底前基本全面开工，2020年底前基本全面完成。

创无违建

构筑长效机制

去年10月以来，安吉县城管局工作人员郝梦依，每天要接收来自各乡镇（街道）和职能部门60个手机终端报送的信息，逐一上传至平台。为有效管控违建，安吉建成违法建筑管控处置信息化平台，实现全天候巡查、全时段管控、一条龙处置，至今已办结违建案件59起，按期结案率达到100%。

“建立信息化平台，是各地普遍尝试的探索，目前已经显现成效。”省“三改一拆”办综合组组长郎利民的办公桌上，整齐地码着一叠考核验收总结报告。去年底开始，他所在的工作组，陆续对浦江、淳安、嵊泗、象山、海宁、洞头、安吉、诸暨等8地“无违建”创建工作进行细致的考核验收。

为了建立违建管控长效机制，“三改一拆”开展后，我省就提出创建“无违建县（市、区）”的目标。创建标准分为“无违建创建先进县（市、区）”“基本无违建县（市、区）”和“无违建县（市、区）”三个等级，层级和标准依次提升。安吉等8地正是经过了多年努力、多轮创建、层层优选，才开始正式申报。

据省“三改一拆”办工作人员介绍，申报创建“无违建县（市、区）”的8地，普遍建立了一个管理平台、一支巡查队伍、一套工作机制、一系列考核办法、一项追责办法，基本形成了违建管控长效机制。“最终通过验收的，将成为我省首批‘无违建县（市、区）’。”郎利民说。

无违建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意味着我省“三改一拆”从全方位拆违攻坚，全面转向建机制、保长效。到今年底，全省各县（市、区）“无违建创建”工作将实现有机构、有人员、有资金、有政策“四有”目标，形成农村“一户多宅”防控、城市乱搭乱建防控、农村宅基地保障、基层执法队伍建设管理等长效机制。到2020年底，我省将实现县县基本无违建，建成基本无违建省。

拆改实践

凝结浙江经验

2月中旬，省社科院、省委党校、浙江工商大学的专家们和省“三改一拆”办、“五水共治”办、“浙商回归”办工作人员坐到了一起，对“拆、治、归”重点研究课题进行讨论和立题论证。

今年初，围绕浙江近年来的重大实践经验，总结推动转型升级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省委宣传部召集专家力量，以“拆、治、归”为重点进行课题研究。

省社科院专家徐友龙在讨论时分析，“三改一拆”拆出了发展空间、拆出了良好环境、拆出了民生改善、拆出了法律尊严、拆出了公平正义、拆出了政府公信力，其成效已超出预期，不仅仅是在城乡面貌改善、倒逼经济转型的范畴，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形成了复合效应，边际效益不断扩大。

“在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法治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三改一拆’这一实践载体都为全国提供了浙江样本。”徐友龙举例，在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中，“三改一拆”以“两山”“两鸟”理论为指引，形成“拆、治、归”组合拳，为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提供了浙江样本；在应对违建上，“三改一拆”中探索出的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协同的法治浙江建设工作体系，为深化法治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在推进社会治理中，坚持依法和方法相结合、破旧和立新相结合，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浙江样本。“三改一拆”为浙江发展赢得了先机，是浙江干部群众合力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创举，在诸多方面对全国具有样本意义。

这些源自大量基层实践的理论，如今又反过来成为修订现行政策、指导各地实践的智慧结晶。去年12月，省国土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三改一拆”拆后土地利用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中，近期可开发的拆后土地，优先纳入土地供应计划；合理安排拆后土地短期利用；支持农村零星土地“化整为零”用于“占补平衡”；集体土地拆后可用于发展乡村旅游、民宿；存量建设用地盘活与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分配挂钩等措施，都比2013年出台的指导意见更加明晰，进一步突破了拆后土地利用瓶颈制约。（记者 梁国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