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办就“改革开放与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8年12月11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请5位知识产权领域优秀代表围绕“改革开放与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新闻办新闻局副局长袭艳春主持见面会。中国网 孙宇 摄

新闻办新闻局副局长袭艳春：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国务院新闻办中外记者见面会。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围绕改革开放40年已经请了多方面的代表和大家共话这个主题，今天我们围绕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邀请到五位代表和大家见面，聊一聊改革开放40年来知识产权领域的发展和变化。我先逐一介绍一下他们：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原司长尹新天先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吴汉东先生，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会长杨梧先生，联想集团知识产权总监陈媛青女士，新中国第一件专利申请的发明人胡国华先生。按照惯例，先请他们和大家分别聊几句，然后再和大家互动交流，尹司长先请。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原司长尹新天。中国网 孙宇 摄

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原司长尹新天：各位媒体朋友们，上午好，我叫尹新天，原来担任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我是1980年就开始从事专利工作，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工作了整整三十年，现在已经退休。中国的专利事业是从1978年开始起步的，从时间上讲，正好和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1985年4月1日开始正式受理专利申请，这一年三种专利的总申请量是14000件。到今天，我们每年所受理的专利申请的数量已经是当年这个数字的几百倍了。

40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种成就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一部分。我曾经担任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新闻发言人，也在国务院新闻办多次举行过新闻发布会，今天我有机会再次来到这里和各位媒体朋友们见面，我深感荣幸，我也希望今天的见面能够非常成功，谢谢各位。

袭艳春：谢谢尹司长，有请吴汉东校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吴汉东。中国网 孙宇 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吴汉东：大家好，我叫吴汉东，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授，尽管我有很多学术头衔和社会职务，但是我最看重的就是我这个身份的底色——学者。这一辈子读书、教书和写书，但从来不卖书，至今和知识产权结缘已经快40年了。这辈子有两件事是我感到十分欣慰的，一是我和我的同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知识产权的教科书，二是九十年代开始我去美国留学，专门研究知识产权。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参加了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活动、国家战略纲要的制定和论证等，用一句话说，与知识产权有着不解之缘。一些国内外的媒体，把我称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见证者和参加者”。作为一个学者，能把我自己所学的专业和我从事的职业，乃至与我一辈子所追求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十分欣慰和自豪。在此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与各位记者朋友交流意见。谢谢。

袭艳春：谢谢吴汉东先生，下面有请杨梧会长。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会长杨梧。中国网 孙宇 摄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会长杨梧：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叫杨梧，现在担任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会长。我是中国最早一批的专利代理人之一，我是1977年上的大学，1982年毕业以后就进入到专利代理领域，那时候刚刚开始筹建专利代理机构，所以我见证了专利代理行业整个的成长过程。1984年到1985年，国家送我到欧洲，在欧洲律师事务所学习了一年，回来一直从事专利代理工作，至今为止已经三十多年了。1993年，我和几个合伙人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的涉外专利代理机构——柳沈律师事务所，我现在担任柳沈律师事务所的所长。2010年起我被选为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会长，一直担任至今。从2013年到2018年，我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也是我们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成立30周年，明天我们将举办一个座谈会，纪念我们协会成立30周年。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专利代理机构、专利代理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成长，可以说专利代理行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我一直非常庆幸能够进入这个行业。改革开放40年，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给我们专利代理行业从小到大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机遇。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见面会，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见面会，能让各位朋友更多地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行业——专利代理。

袭艳春：谢谢杨梧先生，有请陈媛青女士。

联想集团全球法务部知识产权总监陈媛青。中国网 孙宇 摄

联想集团全球法务部知识产权总监陈媛青：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陈媛青，目前是联想集团全球法务的知识产权总监。我先后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联想正好成立了知识产权部门，我一毕业有幸就进入到这个部门，并工作到现在。跟今天在座的各位嘉宾相比，我的资历最浅，但是坦率地讲，我应该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部门从事知识产权工作超过17年的企业知识产权工作者。

很多人都在问我为什么，我觉得，刚开始可能是因为知识产权是一份跟我的教育背景比较吻合的，而且是稳定的工作。之后，我在联想先后参与了IBM PC业务的并购、摩托罗拉手机业务的并购以及针对IBM服务器等等跟知识产权相关的一系列并购，也深切地感受到了知识产权在联想国际化竞争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成就感，可能在其他公司和其他行业是很难获得的。

近年来，我们也能感受到中国知识产权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我们这些知识产权从业者深切地感受到了，我们赶上了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也有信心，也希望自己在中国知识产权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今天很高兴能跟记者朋友们交流一下企业知识产权工作的基本情况。谢谢大家。

袭艳春：感谢陈媛青女士，最后有请胡国华先生。

新中国第一件专利申请的发明人胡国华。中国网 孙宇 摄

新中国第一件专利申请的发明人胡国华：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胡国华，我是1966年从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以后就在航天部207所从事技术研究工作。1985年4月1日，在我国实施专利法的时候，我在3月29号因为查资料知道了这件事，因此我找到专利局接受专利申请的地方，经过三天的等待，然后我第一个在4月1日这一天交上了我的专利申请书。在这之后，我又申请了大概20多件专利，有十几件专利获得授权。最近，我刚刚还拿到了两件授权专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增长、经济增长也在突飞猛进，我们的专利事业也有了很多进步，我觉得生活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好的。谢谢。

袭艳春：我还知道胡国华先生把您的第一份专利证书带来了，要不要给大家看一眼？

胡国华：第一份专利证书是这样的。

袭艳春：是很有年头的一个专利证书，很有历史了。

胡国华：这是我最近得到的两件专利，现在的专利证书比以前更加精美。

袭艳春：会后如果记者有拍摄的要求，到时候胡国华先生也可以再给大家展示展示。接下来就看看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做一下交流。提问前，还是请通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根本性转变，各位代表作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最大的感触和收获是什么？有哪些令您们印象深刻的故事，请跟我们谈一谈。谢谢。

尹新天：要说收获和感触是很多的，有很多事情可以谈。我今天在这里想谈一件看起来不起眼，但是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专利权并不是天生产生的权利，专利权首先要申请人提出申请，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批之后才能被授予专利权。如果经过审查，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一件专利申请不符合专利法规定的授权条件，就会做出驳回这件专利申请的决定。关于这个驳回怎么做，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形成了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在驳回专利申请之前，必须要经过多次沟通，把这份专利申请不符合法律有关规定的具体事实以及具体法律条款要明白无误地告诉这位申请人。也就是说，不能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当申请人接到驳回决定书时，看到里面所讲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而会感到吃惊和意外。

这样一种做法，和后来所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在当时那个年代，国家机关在做出行政决定的时候，采取这种原则的还是非常少见的。这一做法从1985年开始延续至今，这是确保我们国家专利制度能够正常运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40年，我觉得进步快、变化大，这是我的民间视野和学者观点。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深刻。第一，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确实是从无到有，1982年的商标法，1984年的专利法，1990年的著作权法，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后又颁布了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2001年，中国入世之前又按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对法律进行了修改和完善。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中国在立法方面，从本土化向国际化的发展。根据我的观察，在国际立法的历史上，从选择保护到全面保护，从低水平保护到高水平保护，欧美国家都走过了漫长的过渡期和准备期，短则几十年，长则一百来年，但中国是不到二十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这个问题，我记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前总干事鲍格胥博士有一句评价，说中国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两百年的历史进程，这个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第二，我想谈谈中国的知识产权文化。四十年前，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知识产权，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所接触的法律专业辞典居然没有知识产权这个词条。但是到今天，我们看到，知识产权成为老百姓生活中的热词，成为大家工作中的关键词。版权意识、品牌观念、专利思维，从政治家、企业家到普通的老百姓都在认知知识产权、了解知识产权。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的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带头学法用法，来了解知识产权。2006年，我和已经故去的郑成思研究员去中南海讲解知识产权，90分钟的讲解以后，我们和国家领导人讨论知识产权问题，包括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问题、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国家管理体制的改革，还有高校的人才培养，应该说是个非常良好的互动。当然我更要说明的是，习近平主席最近几年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国内场合，都强调了知识产权。在我看来，这是中国领导人对知识产权问题讲得最为集中、最为深刻、最为系统的，涉及了知识产权的制度属性、营商环境、法律体系、政策系统等。我以为，这些重要的思想观念在国际知识产权的话语体系当中，就是一种中国经验的表达、中国思想的主张。谢谢。

杨梧：我非常赞同刚才吴教授讲的，中国知识产权进步非常快。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尤其是我们的专利制度，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建立了这样一整套非常完整的、跟国际接轨的、而且现在可以说比较先进的法律体系，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本人是经历和见证了这样一个过程，有许多事都印象非常深刻，也包括我自己所在的专利代理行业，我们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起步的，我们跟国外交流也非常多。

现在中华全国代理人协会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很多国家的协会都有非常频繁的交流。早些年，我们跟这些国家同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一直抱着一种谦虚跟人家学习的态度。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从内心深处感到，我们也变得非常先进、非常强大了。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建立了一套非常完整的专利代理人培训体系，所有专利代理人每年都必须参加职业培训，新的代理人怎么培训，高级专利代理人、资深专利代理人怎么样进一步得到培训，还有在现场培训和网上培训，因为中国很大，有些边远地区，我们网上培训也非常先进。我们以专利代理人为主编写了一套培训教程，这个教程十多本书，非常完善，国外同行看了都很吃惊。

还有，现在都是信息时代了，为了专利代理机构的流程管理，我们协会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支持下，编写了一个事务所内部的管理软件，免费提供给我们的会员使用，而且定期进行培训和更新。另外我们也建立了行业内职业风险保险机制。尤其是我们专利代理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到包括行政诉讼，也包括民事诉讼的专利诉讼里面，这也是在世界上开创了一个先河。所有这些成就都让很多国外的同行很羡慕，我也觉得很自豪。

陈媛青：确实，像刚才尹司长提到的，改革开放40年，关于知识产权的变化和感触非常多，今天我分享的关键一点是，知识产权在促进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2年联想率先推出了全球第一款能够360度翻转的笔记本电脑，这打破了传统笔记本电脑只能翻折180度的模式，所以产品一推出，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就看到了国际的竞争对手有类似的产品在展会上展出。联想对这款产品的定位是比较高的，怎么能阻止国际的竞争对手模仿我们的产品呢？产品部门找到了知识产权部门，我们也细心地梳理了一下我们积累的专利资产，后来发现，虽然这款产品是2012年才推向市场，但是2005年这款产品还只是实验室的概念产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集中地布局相关的专利申请，所以到2012年需要我们用这个专利的时候，我们找出了一系列的专利，从核心专利到外围专利，找出来之后，跟我们的竞争对手做对比，最终用我们手里的知识产权，用我们的专利，跟我们的竞争对手进行交涉。最后的结果，我觉得是比较幸运的，我们遇到了尊重知识产权的竞争对手，在2012年到2014年之间，市场上没有推出同样的能够360度翻转的产品，这意味着我们知识产权帮助联想这款产品在全球保持了两年的领先优势。大家知道，联想所处的这个行业发展速度特别快，能够拥有两年的领先优势是非常难得的。这是我在联想的深刻体会。

最近我们也看到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知识产权的数据，其中一个数据比较吸引我，说中国的创新主体向外申请量在2017年增长了15%，这个增速远远超过了全球五大局的其他四局的增长速度，这说明中国企业也在不断寻求在海外的知识产权布局，寻求用知识产权帮助企业的竞争。作为企业知识产权从业人员我感触很多，刚才吴教授也提到了，知识产权从一个鲜为人知的概念，到现在成为帮助企业在国际竞争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武器，所以它的作用越来越大。

胡国华：我是一位技术工作者，我所感兴趣的就是接受一个新的任务，当你从事一个新任务研究的时候，你就可能有新的思想、新的思维和新的技术，然后你可能就做出新的专利和新的成就。假如你从事研究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有题目，不断地有成就，把它实现，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事情。

香港有线电视台记者：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外资企业都进入到中国，过往我们留意到，从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以后，就出现了很多关于专利上面的诉讼的案件，最典型的就是之前美国体育品牌控告中国的新百伦和乔丹企业等等，诉讼的过程经历了几年的时间，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在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法等等方面的保护让一些外资企业望而却步，不知道尹新天先生怎么回应？第二个问题，我们留意到中国很多高科技企业也开始在走出去，这段时间以来，一些科技企业包括中兴和华为在全球都出现了一些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不知道联想集团怎么处理  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怎么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尹新天：我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许多外国企业到中国来进行商业活动之后，经常会遇到知识产权问题，因此提出专利侵权方面的诉讼也是经常碰见的事情。你刚才提的问题里面有一点，可能是他的时间比较长，周期比较长，这一点不仅是对外资企业，国内的企业对此也很有感受。在这方面要注意，今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里面，对于像专利这样的技术性比较强的知识产权类型，提出了一个新的安排，也就是在有关知识产权诉讼做出一审判决之后，不服提出上诉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对所有这方面的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进行第二审，这种做法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就是说直接可以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这是过去所没有听说过的。采取这种做法的目的，一方面是缩短程序，加快审理速度；第二方面可以更加统一全国知识产权审判的标准；第三方面可以更有效率、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利益。我想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一变革带来的效果将在今后充分体现。

陈媛青：您确实提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坦率讲，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讲，知识产权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联想的发展过程当中，知识产权方面也确实遇到过一些困境，比如我们在2005年确定要国际化，从中国走向全球的时候，如何避免在海外的专利诉讼给业务带来干扰，以及如何避免在海外产品因为侵犯知识产权遭到禁售，这是非常紧迫的一个问题。

那怎么解决呢？联想选择的是尊重知识产权，尊重国际规则。所以我们一方面加快积累联想的创新成果，用专利保护它，形成自己的竞争壁垒，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地在IBM的PC业务并购过程当中，以及后续的摩托罗拉手机业务并购和IBM服务器并购过程当中，并购过来一系列的高价值专利资产。并购完了之后，我们充分利用它，结合自己积累的专利资产积极地跟竞争对手寻求交叉许可，去谈判，为我们的业务赢得一个安全的环境。我觉得知识产权从一开始面临的困境，到后来逐步的，实际上在推动我们国际化的过程。

另外关于商标的一个案例想跟大家分享。2005年，我们想走出去的时候，发现联想最早的商标是“legend”，是英文当中联想的词汇，这是在英语里通用的词汇。在我们确定2005年要走出去的时候发现这个单词在海外已经在多个国家注册了商标，那怎么办呢？联想果断地决定切换商标，所以我们取了“legend”的头两个字母“le”，保持了商标的延续性，另外找了拉丁语里面“创新”的词根“novo”，组成了新的词“lenovo”，并以最快的速度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商标的注册。所以，最终“lenovo”这个商标伴随着联想国际化的过程，也伴随着联想的业务从中国走向全球一百多个国家。2008年的时候，“lenovo”这个商标还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是驰名商标。所以高科技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知识产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尊重知识产权，遵守国际规则，就能够有效地解决它。谢谢。

中国日报社记者：胡先生，刚才您也介绍，您是新中国第一个专利申请人，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整个的过程？也是想问问您，您刚才也拿到了一些最新的专利申请证书，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您认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您这些发明创造有什么帮助？

胡国华：我在申请专利之前，已经有很多发明创造，在国内的报纸、新闻里面都报道过的，人民日报也报道过我做的六项工作，在1985年4月1日之前，我在3月29日到专利局查资料的时候，听他们说4月1日要开始接受专利申请，因此我为了表示对中国实施这样一个鼓励发明创造的政策的拥护，我想我就来申请第一个专利，于是我就写了一个牌子，“申请专利在此排队： 第一名航天207所”，到专利局的大楼，当时外面一个小平房还正在铺地，我就把它挂在门窗上了，这样不少有想申请专利的人一看我站在里面了，就在我后面排队了，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表明了一个科技人员对中国实施专利法的拥护。这个专利的申请人是航天207所，发明人是我和我的同事。

我所做的这些东西和申请的专利会得到批准，原因是别人没有这样做过，我在这个技术行业里，所以很清楚的。但是这个东西的应用并不很多，不是广泛的大家都会使用的，因此就不太牵涉到侵权、诉讼这些事。

袭艳春：胡老先生会后还可以更多地和记者分享您的经历，老先生今天也非常高兴，也很激动能和大家聊一聊过去的故事。接下来继续提问。

国际台记者：想问尹司长，过去三十年，我们的专利法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修改，您也是亲自参与到其中，请您谈一下专利法的修改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了哪些重要作用？

尹新天：谢谢你的提问。因为我比较多的时间都从事这项工作，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有资格。大家知道，1984年3月通过的专利法是我们国家建国以后的第一部专利法，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专利事业是一片空白，完全是白手起家，主要是借鉴世界各国的已有的专利制度，吸收各家之长，把他们综合起来，分析判断，找出对中国国情比较适合的做法，因此那次完全是一个创新。

1984年3月通过的专利法，是在中国知识产权的事业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之后，专利法已经经过了三次修改，第一次是1992年9月，因为第一部专利法里面，根据当时的国情规定，对药品、化学物质和食品不授予专利权，这样一个规定出来以后，在国内外的反响都比较大，因此1992年的专利法主要解决这个问题，取消了这个限制，这样使得中国的专利制度更加和国际的标准相接轨，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我国的药品、化学物质和食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次修改专利法是2000年完成的，当时中国要加入世贸组织，我们国家在专利方面的有关规定还存在个别的一些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地方，为了加入世贸组织，必须要和它看齐，因此这次有这样一个任务，第二次修改专利法就满足了这样的要求。

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二次修改专利法都还有和国外的标准靠拢，或者有些是响应国外一些方面的要求和压力的因素，到了2008年第三次修改专利法的时候就变成完完全全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对我们国家的专利制度做进一步的完善。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最新的消息，在今年的12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专利法第四次修正案的草案，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专利法最新的一个变化。在这次修改草案里面，涉及到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显著提高侵犯专利权的损害赔偿数额和假冒专利的行政处罚数额，来提高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来提高法律的震慑力。第二是规定被控侵权人在诉讼过程中要承担提供有关信息和有关证据的举证责任。第三是要规定网络传播者如果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的，要承担必要的举证责任。第四是对于发明人、设计人所做出的职务发明创造，就像刚才胡先生所说的职务发明创造，由这个职务发明创造产生的利益，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要有权合理地予以分享，这个目的很显然，是为了鼓励发明创造的热情。最后，对于授予专利权的程序和有关规定，也做了必要的相应的调整。据悉，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样一个专利法修正草案有望在明年得到通过。谢谢各位。

袭艳春：大家有没有想问吴教授和杨会长问题的？

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今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工商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有这样一句话，说设立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是激励和保护创新，而不是制造甚至扩大科技鸿沟，想问一下吴汉东教授，您觉得过去四十年，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历程是不是印证了这样一句话？未来这项制度的走向是怎么样的，请谈一下您的判断。谢谢。

吴汉东：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宗旨，我们应该把握两个要点，第一是保护权利人的专有权利。第二是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所以国家强调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并且把它作为战略实施的重点是完全正确的。在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立法首先是要保护创造者的权利，来激励他们进行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与此同时，在保护权利的基础之上，我觉得也要对权利人的权利予以必要的限制，那就是谈到知识产权运用的问题，来促进知识、技术和信息在全社会的广泛传播。

当下中国的问题有两个，第一就是我们的知识产权创造能力有必要进一步提升。为了适应高质量经济的发展，我们确实需要高水平、高质量的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第二就是运用的问题，目前我们不仅要考虑知识产权的数量、规模、质量和水平，更要考虑它的附加值和经济效益。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在2012年、欧洲在2013年、中国在2015年都提出一个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就是要把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先进技术、作品和品牌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所以，中国要从知识产权大国走向知识产权强国，必须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谢谢。

​法新社记者：我有两个问题。上周有38个政府部门发布一个新的备忘录，关于惩戒知识产权领域的失信人，这个行动有什么意义？跟中美贸易战有关系吗？第二个问题，中国商标注册条款允许谁先注册就授权于谁，导致不少人会抢先注册欧美品牌的商标，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真正的商业用途，而是占用该商标后再卖给该品牌。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吴汉东：我试着回答你的问题。关于对知识产权的失信企业建立一种惩戒制度，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据我所知，早在“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里就已经规定了这个制度，我当时参加过这个规划的论证和建议。凡是在知识产权方面有不良记录的企业，将会进入“黑名单”，这跟国际惯例、发达国家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我作为一个学者，对这种做法完全予以肯定。

至于说与当下的中美贸易战有何联系，我说有联系，也没有联系。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走向国际市场，还要走进去，走向知识产权领域，因此当下的中国企业也处在学习和提升的过程，他们需要有一种规则意识，也要有诚信观念。这就是对中国企业的一种自我约束和要求。

第二个问题，关于商标问题，确实存在着你所指出的商标抢注的情况。中国已经是连续16年商标注册申请量最多的国家，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这一方面反映了市场经济关系的活跃，在世界经济不太景气的情况下，商标注册的活跃也表明了市场交易的活跃。但另一方面，也是所有实行注册制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商标抢注。我注意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最近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限制甚至打击商标抢注的行为。总之，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个法制化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创新型国家，这两个基本特质是不能偏废的。因此，按照国际惯例，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来控制、制裁商标抢注行为，我想是应该做到，也是能够做到的。谢谢。

杨梧：刚才说的38个部委出的备忘录，据我所知，跟中美贸易战没有关系。这个备忘录一年多以前就在起草了，其中有几条涉及到专利代理行业的，也有涉及到反复侵权人、专利代理人的。比如专利代理机构的不诚信行为。我国对专利代理机构的设立是有规定的，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必须要有五个股东，这五个股东都应是专利代理人；如果是合伙制的，必须有三个合伙人都是专利代理人，有的机构到后来缺一个了，这样就通不过专利局每年的年审，专利局就会把它列入非正常经营的名单，但是它仍然可以继续做专利申请代理。某些机构对此不予理睬。但这次规定里写了，如果你连续三年还不改善，就有可能受到惩戒。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对整个知识产权领域一些特别不守信用、但是又不严重到违法的这样一些问题的惩戒，这是我的理解。谢谢。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关于高通和苹果的诉讼案，高通昨天宣布福州中院授予了高通针对苹果公司四家子公司提出的两个诉中临时禁令，要求他们立即停止针对高通专利，包括在中国进口销售和许诺销售未经授权产品的申请，苹果随即申请复议。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法院开始更倾向于保护知识产权持有方的利益？这个案例对于全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资料显示，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自2011年起连续七年位居世界第一，2016年受理量超过了美国、日本、韩国和欧盟专利四方受理量的总和，有人认为这超出了中国实际创新的水平，请问各位如何看待这种情况？中国未来将如何改善知识产权领域申请量大但质量不足的问题？谢谢。

吴汉东：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每次提问都非常犀利。我昨天从武汉来北京的路上也看到了这则新闻，两个国际大企业的中国公司选择在中国法院提出诉讼，坦率说我并不感到意外。这个案子释放了很多有趣的信息。因为这个案子目前是一审，还有二审，为了对司法判决的尊重，我不对个案发表意见，但是我要讲两个最基本的观点。

第一，在法官的眼中，只有知识产权诉讼当事人的区分，有原告被告、权利人义务人的区分，中国法官如此，美国法官、日本法官也是如此，因此遵循国民待遇原则，对所有的创造主体给予同样的权利保护，没有中外国际之分，没有大小类型之别，这是法官应秉持的基本立场。

第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全球市场，国际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可以取得最好的回报，同时知识产权的权利人选择在中国诉讼，我以为，他们也能得到最公正的判决。刚才尹司长谈到，就在这个月，要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像美国、日本一样，建立了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集中管辖制度。我们知道，现在有北京、上海、广州3家知识产权法院，还有南京、苏州、青岛、武汉、西安、成都等19家知识产权法庭。过去3家专门法院、19家法庭所审理的行政确权案件和民事侵权案件的上诉审，都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法院来审理。根据这样一个新的上诉制度的规定，以后技术类的案件，也就是3家专门法院、19家法庭的上诉案件直接交由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来审理，这就给中外企业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就是我们在统一裁判标准，提高司法保护水平。谢谢。

杨梧：我也插一句，这次高通和苹果在中国诉讼，首先这个意义特别大。以前全世界几乎所有重要专利诉讼、大公司的专利诉讼全部跑到美国去打，为什么？因为美国审判的赔偿额高，最主要是美国市场大，所以大家都觉得那里最重要，两个几乎不相干的国家、不相干的公司都跑到那里去打。但是现在跑到中国来打了，说明中国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了，这体现了两个方面：第一是对我们司法审判的信心，第二是对中国市场的看好。虽然目前我们审判赔偿额不是很高，但是现在逐年在提高。中国市场太大了，一旦在中国获得禁令，在中国市场受到限制了，那对所有大公司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是个很好的信号。以后中国会越来越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知识产权诉讼战场，尤其是我们做专利律师、做专利代理人的很高兴，我们的业务会更加多了。另外，这次给这样一个临时禁令，也是挺有意义的，也说明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后会更加重视。

尹新天：关于授予专利权的数量，今天实际上多次提到，我们的专利数量翻了很多番，大大增加，高居世界第一。这件事情怎么看待呢？首先，它应该说是一件好事，这方面是我们这几十年来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就之一。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专利申请数量太少是不行的。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满园，所以数量还是重要的。

其次，我们当然不能盲目地乐观于仅仅在数量上的领先，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去提高专利申请的质量，也就是它的科学技术含金量，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高度重视。政府现在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围绕这方面开展的，目的就是要大大打压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粗制滥造的“非正常申请”，最近国知局已经严肃地处理了好几起这样的案件。我相信，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会得到逐步改进。

袭艳春：时间关系，最后一个提问。没有获得提问机会的记者，欢迎会后和几位发布人进行交流。

中国新闻社记者：各位代表都是中国知识产权事业40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取得了巨大成就，刚才大家都分享了一些。我想知道，各位代表对中国知识产权事业未来的发展有什么预期？中国现在是知识产权大国，还不是知识产权强国，按照现在的发展态势，中国大概还要多久能够成为知识产权强国？

吴汉东：非常高兴和你交流这个问题。我和杨梧先生今年参加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十周年的效益评估。我们的基本评价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和“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所设计的目标基本完成，专家组向中央建议，要制定面向2030年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战略。未来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我快七十了，也算是七零后吧，在此，我对中国未来的愿景做一个展望。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创新发展是时代大潮流，是国际大趋势，也是中国发展的大战略。在此过程中，知识产权起什么作用呢？它是创新发展的制度基础和法制保障。尽管当下人们关注的是中美贸易战，但是中美贸易战给我们一些启示，那就是我们要致力于创新发展，致力于知识产权事业的进步。

今年9月份，我在《中国日报》英文版和《人民日报》的中文版发表了文章，我想用四句话作为我最后的结语：当下和未来的中国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加深入的市场体制改革，更加有力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谢谢。

陈媛青：作为企业知识产权工作者，坦率讲，我没有经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整个历程，我是从2001年才开始入行的。但是未来，从我的角度讲，我觉得是越来越值得期待。第一，随着现在中国对知识产权实行严格的保护，而且对所有的企业和所有创新主体同样给予保护，营造了开放的运营环境，这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来到中国创新创造，共同参与中国的发展。

第二，今天会上也多次提到了质量问题，其实我作为企业工作者也看到，国家实施专利质量提升工程以及在核心技术领域里培育高价值专利的一系列举措，与此同时还有推动这些高价值或者是高质量的核心专利运用到创新中去，进行技术转移转化，同时在技术转移转化里面也有相应措施。所以，随着高价值专利培育以及高价值专利的运用，这必将推动知识产权在创新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作为知识产权从业者，我也能够感受到，政府部门给予了很多关于高水平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措施，而且方式非常多。随着培养过程一步步往下推进，中国也会有越来越多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从业者，他们会成为下一波推动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中坚力量。所以，作为今天发言中最年轻的知识产权从业者，我觉得中国知识产权的未来很值得期待，中国也必将很快地从知识产权大国走向知识产权的强国。

袭艳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见面会接近尾声了。今天可能大家也注意到，我们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改革开放40年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变化，我们请到的几位发言人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代表了参与中国知识产权发展各方面工作的从业者，他们共同努力推进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知识产权的发展。

通过今天非常简短的交流，我也有几点感想。我觉得，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坚决的，而且会继续下去，中国的创新能力也是非常巨大的，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继续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知识产权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在座的同行们，一定也会继续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把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工作做得更好。也再次感谢几位辛勤的付出，谢谢你们出席见面会。谢谢大家，今天的见面会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