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仍有巨大发展潜力

——访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

万众瞩目的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判断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如，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增长减速的内外因？增长潜力到底有多大？如何挖掘潜力稳增长？带着这些有讨论、也有争议的热点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

客观看待增长减速内外因

林毅夫委员认为，要分析中国持续发展的前景，不能只看中国内部，更要放眼世界。因为在2010年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时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因此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整个国际经济的形势开始作为切入点来分析。目前总的来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仍然占全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这些国家经济普遍尚未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下行压力。

林毅夫委员说，对症才能下药。首先不可回避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确实存在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但是对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应该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际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造成的。“我查了一下世界银行最近公布的数据，无论是全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都比去年的预测有所下调。”林毅夫委员说，“这是一个世界各国共同的趋势，只有国际周期性的原因可以解释。”

最新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对这个数字，林毅夫委员认为，与以往的高速增长相比，尽管增速略有放缓，但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是最高的。而且，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很快，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比较高，因此我国的经济表现还是比较好的，亮点也比较多。

林毅夫委员提出，我们应客观看待增长减速内外因，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改革，另一方面还要对这种外部性的周期性下滑采取稳增长的措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新常态下保持一个中高速增长对我国来讲既有可能而且也是必要的，否则不但减缓跟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甚至影响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的实现，而且在就业、金融、财政等方面也会出现问题。

新常态下实现“双中高”是有条件、有可能的

林毅夫委员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模式变化、新型投资机会涌现、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化等9个方面阐述了新常态的特征，同时对新常态下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给出了新的任务。

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目标是完全有条件的、完全有可能的。

林毅夫委员分析说，虽然面对当前的国际环境，对我们来讲有相当大的挑战，外需那一部分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内需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两部分。目前我们还有很多有效投资机会。他说，经济增长真正的动力机制，实际上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有赖于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这些都需要靠投资。而投资必须是能够提高效益和质量的有效投资。

林毅夫委员认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还很多。虽然城际间的高铁、公路、机场建设较多，但城内轨道交通、地铁和道路建设严重不足，地下管网明显老化，许多城市被堵车和城市内涝困扰。上述领域的投资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我国环境压力大，节能减排和治理污染都需大量投资。此外，我国仍处于城镇化进程中，也亟须加大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投资。有效投资的机会众多，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最大差异。在林毅夫委员看来，我国资金也十分充足。政府债务规模整体可控，我国储蓄率很高，可利用政府财政资金来撬动民间资金，扩大投资。此外，我国还有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进口所需的外汇储备充足。这些则是我国和一般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差异。

林毅夫委员还认为，我们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有不少优势。发展中国家是在国际技术产业前沿进行创新和产业升级，有很多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前进道路风险小，成本低，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带来的后发优势，就可以取得技术快速的创新，快速的产业升级。因此，只要我们把这些有利优势都用好，就能使经济增长潜力得到比较好的发挥。(记者 赵登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