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时，李克强总理一连讲了三个故事，痛斥某些政府办事机构。他费解地发问：老百姓办个事儿咋就这么难？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啥要设这么多道“障碍”？（5月6日中国政府网）

    审批制度仍存在“灰色地带”

    中国经济网网友 李丁乔

    从总理举的例子来看，国家的大事小情，他都非常关心。总理不仅浏览新闻，而且透过表象看到本质：说白了，就是该管的没有管好，该服务的没有服务好。一些部门拥有审批大权，却在为民服务上制造障碍。

    现存的一些审批制度仍然存在“制度后门”和“灰色地带”，这既混淆政府服务职能和市场经济秩序，也阻碍经济发展。“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就是对各级各地领导干部的忠告。

    简政放权要“敢”字当头

    中国经济网网友 曹延芬

    简政放权，要放开“权力关”，“敢”字当头。一些地方政府有着这样一种担忧：把权力下放了，底下的部门能“把好关”吗？

    这一担忧是多余的。将权力下放，才能真正调动起各个部门的积极性，才能给他们展示能力的机会，上级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性指导，但不可“一把抓”。老百姓被要求出具“我妈是我妈”的证明材料，这是行政权力中的一种怪现象。因此，政府部门敢于放权就显得愈加重要。只有敢放权，简政放权才能有实效。

    “我妈是我妈”无需证明

    中国经济网网友 巩世明

    证明是指我国公民在日常生产生活经营活动中，由相关单位或人员出具的一种凭证，而“我妈是我妈”又应该怎样证明呢？“我妈是我妈”又何需证明呢？

    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但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谁也不愿担责。各职能部门就像一个个行政“堡垒”、信息“孤岛”，相互隔绝，让百姓跑断腿。为了一纸无必要的证明，让老百姓四处“朝拜”，甚至可能为了拿到这个无必要的证明而违规操作，也给某些“掌权”的人员提供了“创利”的条件和机会。

    推进“简政放权”需依靠制度

    中国经济网网友 徐凯

    一句“简政放权”虽然只是四个字，但是执行起来却何其难，究其原因关键在一个“利”字。审批和证明都是权力的缩影，无论是审批过多还是证明过滥，都是因为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愿意将自己的利益“割舍”。

    简政放权是个大工程，执行下去不能总靠总理的“痛斥”，关键还是在于制度。“最后一公里不畅”的原因在于放权不彻底，避重就轻，这需要在法治思维下，建立权力清单、预算管理、权力监督和责任追究等一系列配套制度。权力行使过程当中，出了问题，就要依照法治的要求，追究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