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９月２４日电（记者 王优玲）开放促进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时至今日，依靠低成本要素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维系，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和换挡期，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倒逼改革，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为开放促改革画上浓重一笔

最新一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中美双方按照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承诺，交换了各自的负面清单改进出价。双方将对对方的改进出价进行全面评估，推动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已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世界上至少有７７个国家采用了此种模式。

顺应着国际贸易投资发展的新趋势，中国于２０１３年９月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成为其中制度创新的探索之一，并在今年年初作为成功经验推广到新设立和扩容的广东、厦门、福建、上海等四大自贸试验区。

在立法上，今年年初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取消了外资三法确立的逐案审批制管理体制，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有重点地放开各产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

日前审议通过的《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明确，我国从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在部分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从２０１８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到国内立法和实践，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成为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突破。负面清单制度降低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促进国际国内资源的有效自由流动，但对政府管理却是一个考验。

在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后，我国将进一步探索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的建立。今年在省一级推进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明年推向市县一级，让社会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为加强政府管理能力，我国还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政府成立以来至今，已取消和下放５８６项行政审批事项，提前完成取消和下放１／３以上审批事项的预定目标。通过连续两年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中央层面核准项目累计减少了７６％。

“通过进一步明晰政府的权力界限和责任范围，才能真正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布局促进改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日前发布，从吸引外资、对外投资、外贸、“一带一路”、国际经济合作、金融、营商环境、自贸试验区建设等多个领域进行部署，统筹开放型经济顶层设计。

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领域的对外开放都能起到强大的改革促进作用，而全方位、多领域对外开放产生的合力将助推改革全面深化。

据商务部介绍，四大自贸试验区挂牌以来，在推进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模式、金融制度和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方面先行先试，提出了建立行政咨询体系、审管分离、审批归口和政府职能社会化、专业化等创新做法，加速推进了自贸试验区的开发水平。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说，国家在自贸试验区内所实施的措施，都是为倒逼区域外的改革，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

霍建国说，自贸试验区要求管理体制的创新，是市场开放的一种新举措。这些试验区的产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可以整体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也可以探索出更有效开放后的管理经验。这些管理经验会为全国形成统一开放的大市场提供帮助。

意见指出，要建设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强开放型经济法治建设，大力培育开放主体，优化市场竞争环境，改善科技创新环境等。

今年３月，我国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大幅减少限制性措施，限制外商投资条目缩减５０％以上。这一举措切中了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投资的重要关切。

做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时代的引领者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壮大、新科技革命的出现和经济全球化的提速，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正在剧烈重构。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驱动着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对于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性机遇。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说，当前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自１９９４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最大的一轮重构。中国第一阶段的对外开放是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参与国际分工，重在参与别国创造的机会，在新一个阶段的对外开放中，中国要积极参与、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主动为自己和别国创造经济发展的机会。

意见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坚持分类施策、精耕细作，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并加快推进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积极推进国际创新合作。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李健说，３０多年前，中国以建立四个经济特区为起点，与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规则接轨，抓住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今天，新一轮国际产业进步和经济竞争孕育并催生着新的游戏规则，中国必须积极参与高水平的自贸区谈判。

“中国不能停留在低水平产业链分工上，而是要加入中高收入工业化国家竞技场，与新一轮国际产业技术进步所要求的新的游戏规则接轨，抓住经济全球化调整期的历史机遇，实现新兴大国由低收入工业化向中高收入工业化的历史跨越。”李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