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国企改革，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才能为新经济增长点腾出空间。

与上半年众多官员专家的预判相反，第三季度未成为中国经济反弹的转折点，反而见证了进一步下滑。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2015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6.9%，未能如前两季度一样，艰难站上7%大关，这是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首次跌破7%这一“敏感线”。在“三期叠加”效应（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持续深化扩散之际，踏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已成当务之急。

数年的经济运行已证明，无论是靠一次性天量刺激，还是靠脉冲式微刺激，政府投资驱动增长的发展模式早已难以为继；无论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边际效用正持续衰减。要实现健康可持续的稳增长已无他途，需痛下决心以市场手段调结构，才能真正实现稳增长。而政策抓手即在于深化国企改革，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这才能为新经济增长点腾出空间。 

　　前三季度GDP核算数据显示，工业生产放缓、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是当前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表现。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前三季度消费和净出口增速稳中有升，但是，过往长期倚靠的增长“引擎”投资增速却仍在持续回落。从产业来看，第二产业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需求疲弱的情况，对经济的拖累作用更加显现。主营业务收入下滑和成本居高不下，成为企业利润下滑的主因。从行业来看，利润下降的行业集中在产能过剩及高耗能的行业，如钢铁、煤炭、水泥等产业；从区域来看，东北三省、山西等重化工占比高的地区和能源型省份，受产能过剩拖累，困难加重；从企业类别看，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经营盈利步履艰难。

　　这些迹象均表明，传统增长方式仍处于深度调整期。虽然消费增长和服务业对经济拉动作用在稳步增强，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利润增长数据向好，却难以弥补传统动力减弱形成的缺口。特别是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到规模以上工业的四分之一，其生产经营状况恶化将对中国经济整体增长产生重大冲击。

　　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早已提上日程，却迟迟得不到解决，症结在于各级政府“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思维使然，过度强调“社会责任”来保就业，不敢对国有企业为主的“僵尸企业”下手。虽然政府官员口头上已不再坚持“保7”，却仍在不断加大投入，千方百计为拖累经济的旧产业和“僵尸企业”跑关系、立项目、找资金。其中，一系列耗费巨大成本的“稳增长”项目，实际上有违市场逻辑，不仅造成对资源的浪费，还挤占了本可用于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的稀缺资源，这必然危害国民经济长远的健康持续发展。

　　倘若产能过剩不能及时化解，“僵尸企业”不能果断破产清盘，未来经济就不可能轻装上阵，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的转换就只能缓如蜗步。日前，中财办主任刘鹤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些表述显然是极富现实针对性的。

　　其实，各级政府对就业大可不必忧心忡忡。近年来，中国就业总体表现较为平稳。这缘于经济体量巨大、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强以及中国劳动人口的绝对数已在下降。国企在就业中的作用也早已不复往昔。在经济形势比今日更严峻、社会保障体系比今日更薄弱的世纪之交，中国政府以“壮士断腕”的气魄推进国企改革，大规模下岗分流。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能迅猛增长，深深得益于此。当前，真正值得担忧的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由于结构调整步伐过于缓慢，制造业等领域的不景气有朝一日传染到服务业中来，局面将更加被动。

　　因此，实现健康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将当前政策主基调从“稳增长”转变为“调结构”。毫无疑问，经济结构调整无可避免会引发社会阵痛。大力去产能可能造成宏观经济指标和就业数据在短期内下行，影响地方税费收入，但是，放眼长远，这是提高生产率、令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

　　调结构，谁来调？如何调？显然不是政府有形之手左右的“关停并转”，出路在于“促改革”。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已印发数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文件。各地各部门应切实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打破国企一直存在的软预算约束。不惟在地方国企中开刀，央企更应起示范作用。在此过程中，社会政策要托底，员工的转岗培训须跟上。

　　上世纪90年代地产泡沫破裂以来，日本出现众多“僵尸企业”，这是造成“失去的二十年”的重大原因。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程度均远逊于日本，应认真吸取邻国教训。既然认定宏观稳中有进和稳中向好的态势未曾改变，各级政府自当放下思想包袱，当机立断调结构。（本文为《财新周刊》第41期关于第三季度宏观数据的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