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的达成为中国在贸易规则制定的激烈竞争中赢得了战略主动。从战略层面、大国责任层面分析，对中国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都具有极大的增进价值和意义。

    ——写在李克强出席RCEP领导人联合声明发布仪式之际

    李克强总理密鼓般的马来西亚“三会一国”之行，迅即在东南亚刮起了中国旋风。有外媒称，这股“强”动力及时注入到亟待加速构建的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因此，会议间发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联合声明》提出力争2016年结束RCEP谈判，也就显得那么地即情即景、水到渠成了。RCEP的建成，将成为全球贸易史上一件里程碑性大事，届时将形成一个覆盖全球一半人口、总贸易额占世界30%、成员构成最多元化、发展最具活力的自贸区，由于其广覆盖及内嵌高水平规则无疑将成为区域及全球经济增长的超级引擎。

    在WTO框架下多哈回合谈判长期休眠、全球贸易规则发展停滞不前的背景下，世界主要经济体、各贸易大国加快了创新国际贸易规则。各种双边、多边FTA等贸易谈判形成群雄逐鹿之势，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各方利益争夺的战略焦点。区域一体化在两条方案线路的竞争和融合中不断演进，一是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为代表的“美国方案”；二是由东盟10国与中、日、韩、印、澳、新（10+6）推动的RCEP谈判，是为“亚洲方案”。RCEP谈判进程的实质性推进，标志亚太区域一体化的复杂博弈中，“亚洲方案”正与“美国方案”齐头并进，丰富了亚洲一体化的选择菜单。

    RCEP的达成为中国在贸易规则制定的激烈竞争中赢得了战略主动。从战略层面、大国责任层面分析，对中国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都具有极大的增进价值和意义。

    从战略层面看，RCEP的建成可以对冲美国“亚太再平衡”和TPP给中国带来的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巨大压力。美国全力推进TPP谈判的时间差不多与其转向亚洲、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步，由此看出其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奥巴马曾对日本首相野田表白：TPP不单是经济问题，也是美日同盟的战略问题。美国一位战略家称，TPP是美国亚太“经济再平衡的核心”。换言之，美国推动TPP能否成功，将决定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可持续性。

    一项研究模型显示，TPP将极大促进美国GDP和进出口(特别是出口)增长，使其贸易条件得以改善。但由于美国存在巨大的商品贸易逆差，尽管TPP对其出口的促进程度超过进口，其贸易收支仍将出现逆差。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通过TPP获得的福利在所有成员当中是最高的。可以预见，TPP将为美国带来巨大福利。除了经济上的好处，美国推进TPP还有两个战略动机，即一方面为其主导的远期“美式FTAPP”打造基础。美国借助TPP与TTIP，对内则可以改善自身贸易结构、完善国内市场环境、促进国内经济改革、带动国民经济复苏。对外可以重塑全球领导力并在亚太经贸规则制定中起主导作用，同时通过经济利益调整地缘政治格局。

    另一方面TPP的构筑还有遏制中国崛起的成分，即通过架空东亚的“10+3”、“10+6”合作机制，最大限度地抵消中国在全球、特别是东亚经济合作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由于TPP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零关税，以及将形成更加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成员之间经济和产业链的全面整合，这将提升其成员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比如TPP中的“原产地规则”就对中国进出口影响很大， TPP成员国从美国进口纱线，再把服装出口到美国，可享受零关税。由于美国是中国纺织品出口主要市场，这一规定不仅对中国制造的产品、而且对只要采用了中国原材料的产品都会受到很大冲击。如此一来，中国出口至北美、日本的纺织服装等中低端制造品将面临着越南、墨西哥的竞争替代。此外，中国出口至东南亚的机械设备、移动电话等高端制造品，又面临美日的竞争压力。由于中国传统竞争优势正在加速流失，而新的竞争优势生成却相对缓慢，TPP双向挤压将减少中国进入WTO得到的关税减让和自由贸易的红利，进而削弱全球贸易大国地位。国内一项研究分析表明，在TPP冲击下，由于受到对非成员歧视待遇的影响，中国的GDP、福利和进出口将受到冲击，导致贸易条件趋于严重恶化。但是如果中国加入RCEP或FTAAP后，中国将获得较为显著的宏观经济收益，虽然贸易条件将因竞争的加剧而恶化。比如在行业层面，作为中国支柱产业的电子行业受益显著，机械行业则将受到一定冲击。但是自由贸易协定的范围越大，总体收益越显著。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战略迫近，以及出于经济增长、强化亚太经济合作主动权的考虑，中国都必须深化东亚经济合作而不是仅仅满足一些双边FTA。这种背景下积极推动RCEP进程就显得尤为必要。RCEP与TPP成员之间有较大范围叠加，RCEP包括TPP的7个成员，这必然稀释TPP的影响力。当前中国正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以增加一些国家在未来国际贸易规则制定过程中企图边缘化中国的成本。比如推进APEC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等，变被动为主动。迄今为止，中国已与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4个自由贸易协定。未来5年预计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这种巨大经济吸引力是中国自贸区战略的优势。正在推进的自贸区战略，就是要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自贸区战略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应对TPP压力的有效手段。

    从大国责任层面看，RCEP不但将显著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还将使中国在区域合作上的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更为突出，并为构建更稳定、互利、合作的全球经济关系奠定物质和制度基础。RCEP虽然由东盟主导，但是中国积极支持和直接推动的结果。可以说，RCEP的建成也是中国为东亚提供的区域公共产品的一部分，由此显示担当和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战之后，美国是东亚地区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在经济领域，由于东亚地区被深深地纳入国际生产分工网络，缺少内部完整的生产—销售市场，大多数经济体运转主要依赖于区域外部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较弱。美国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供给区域经济公共产品，维持着基本的货币稳定和经济发展；安全领域，美国通过军事同盟、条约和协议等建构以“集体安全”为名的联盟体系，提供东亚安全秩序的制度保障。这就是所谓的霸权稳定。冷战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东亚各国对于安全公共品的需求较小，美国以低成本投入为东亚提供廉价的垄断性安全公共产品，维持其地区军事安全体系。东亚经济和安全秩序都被动地适应美国的全球战略并且这些经济和安全公共品也沦为美国谋取霸权利益的工具。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由“接触”逐渐转向“遏制”，特别是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东亚合作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东亚地区秩序形态的演变方向也变得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然而，有两件历史性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格局。其一是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纵深发展。比如，东南亚国家努力建立一个融安全、经济、社会文化于一体的东盟共同体。这次会议就发表了建成东盟共同体的吉隆坡宣言。这意味着一个新东盟的出现。随着力量增强、影响力扩大以及区域内外大国的倚重，东盟逐渐产生了对地区公共产品的更大需求和自主供给的强烈愿望。实际上，类似10+1、10+3、10+6以及东亚峰会等地区机制，还有一些政治安全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AFR)、亚洲合作对话(ACD)、亚欧会议(ASEN)、东北亚合作对话等，都可以看作是东亚地区通过国家间合作创设的公共产品。但是这些经济和混合型的公共产品也远远赶不上东亚一体化发展的速度，显示出东亚地区自身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结构缺陷，这主要是由东亚地区制度化程度低、国家之间历史和现实矛盾多、相互不信任、猜疑等因素造成的。

    其二是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壮大，中国重新成为地区中心力量。作为地区内部最有能力提供主要经济公共品的大国，由此产生在经济领域为东亚提供较高水平的公共产品的意愿。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成立，就是中国为促进亚洲互联互通建设，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向亚洲社会提供的经济公共产品。这对亚洲各国提供有效需求，创造就业机会，振兴经济增长将发挥重要的拉动作用。作为一个囊括不同发展阶段、文化背景和人口规模国家的自贸协定，RCEP是对各国或组织之间既有成熟自贸区的整合，除去提供地区公共品的价值外，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探索对中国也是大有裨益的。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不仅是参与者，而且也要成为引领者甚至是规则制定者。

    从近500年历史来看，商业利益争夺的背后永远隐藏着贸易规则和贸易主导权的争夺，大国的兴衰往往与贸易的兴衰密切关联。当然，贸易和商业尽管也带来纷争和对抗，甚至引发冲突，但终究是非军事性质的，甚至其冲突都不过是国际合作的另一种形式。在19世纪，英国在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建立自由贸易体制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由此成就了“日不落帝国”；从二战后直至冷战结束，美国是多边贸易体系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球霸权。一定意义上，全球化正是自由贸易的一个结果。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舆论倾向于用“贸易保护主义”对付成为全球贸易大国的中国。在北美、欧洲，实行的都是排他性的经济区域主义：区域内部开放，对外则是极端重商主义。维持自由贸易既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国际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利益。推进自由贸易、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一项艰巨的国际任务。中国积极推动RCEP这件事，有力说明了中国在推进自由贸易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中国并不谋求在RCEP中的领导作用，而是至始至终的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扮演主导角色。中国这样做，无疑体现了大国责任风范。

    与北美、欧洲地区主义相比，东亚区域主义是多元的、包容性、开放性的。比如，东盟秘书处总部设在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而欧盟却长期拒绝作为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加入。这很能说明问题。促成这种开放性的是亚洲自身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长期坚持的“亚洲价值”，以及中国长期的开放政策。这就是中国一直倡导的“地区组织的开放性”概念的本质。长远看，开放性的东亚模式，要比封闭性的北美模式和欧洲模式更有全球贡献价值。封闭的区域模式不过是完成区域内资源配置，而开放性区域模式会对全球资源进行高效的区域配置。区域一体化不是为了封闭，而是为了更高水平开放。这种新区域主义，不正标志着一个亚洲新规则的出现？

    需要记住的是，贸易的政治化等等价值考虑毕竟都是旧秩序留下的旧思维，在这个新时代隐然开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更加显得老大不适宜甚至是格格不入。从这一点来说，作为上个世纪在战争血泊中诞生的霸权美国，在应对一些新的事物和变化已经变得那么地不从容了。而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和即将新生的RCEP来说，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和应对新的变化和需要。这样说来，TPP所带来的机遇要远远大于它的挑战。一如当年加入WTO，中国有必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倒逼改革。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中，中国赖以生存和强大的法则就是:改变自身，适应外部。

    不言而喻，美国具有制定全球规则的强大软实力，未来TPP规则存在全球化可能。也就是说，TPP可能成为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构建的领跑者，进而影响未来全球性国际经贸规则、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建立。中国应主动应对TPP挑战，比如对标TPP，推动金融改革，减少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更高的国际劳工标准要求自己，改革劳动条件、提升人权。实际上，中国与TPP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也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加快推进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也变得尤为迫切。一旦中美投资协定落地，中国所面临的TPP压力就会大大分解，还能获得局部外溢性价值。

    历史地看，RCEP与TPP终究都不是彼此禁锢对方的门槛，而终究不过是全球化进程的某种文化遗踪。因为一个更为包容、更为开放、更为高水平的贸易规则是符合各国利益需要的。因此，RCEP与TPP必然融合，一个更高水平的亚太甚至是全球贸易规则终将出现。（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创新中心研究员 朱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