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失去制造能力时，同时也在失去创新能力”

公元前557年，晋平公元年，晋国中军主帅中行偃在湛阪之战中大败楚军，重振晋国霸业，一举奠定中原地区近半个世纪的和平稳定，晋国步入最后的鼎盛时代。2500年后的1957年，考古人员在山西省侯马市发现了这个时期的晋都新田遗址，在牛村古城南挖掘出了一个东周时期的大规模铸铜坊。

　　在近20万平方米范围内，出土了5万余件铸铜陶范，大到一人多高的编钟，小到空首布（晋国货币），门类繁多一时空前……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贝格力考察了遗址规模、范围及庞大铜器群后说，“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最大的铸造工厂。”

　　令人惊叹的是，侯马青铜器工厂采用的纹饰，有西周晚期的蟠龙纹，有草原民族的动物搏斗纹，还有中亚、西亚的鹰头狮身带翅怪兽——格里芬。这意味着，比汉朝张骞出塞早400多年，侯马青铜器可能就已远销西域。

　　这并非最惊奇之处。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历史学院院长雷德侯研究认为，一次浇铸十几吨、数百件，中国青铜器是专业工匠大规模协作的结果，他们发明了模件体系，形成了完善的劳动分工，每个人负责完成其中一项标准化工序，产品在一个生产体系内被极为顺畅而高效地装配生产出来……

　　在深入研究了诸如青铜、蚕丝、生漆、陶土和木材等制作的许多中国古代器物和建筑后，雷德侯在其《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一书中写道，“假如一个工厂可以由其体系化的项目，譬如说劳动力的组织、分工、质量控制、系列化加工以及标准化加以定义，那就可以说，青铜器、丝绸或许还有玉器的工厂，早在商代（公元前1650～前1050年）就已出现。”

　　“而且这些工厂已经在探索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亨利·福特为1947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的“大规模生产”条目，将其定义为，“对应于具动力、精确、经济、系统、持续、速度，还有循环复制之原则的制造业的项目。”雷德侯认为，除去动力差别，福特原则可以适用于3600多年前的商代工厂。

　　雷德侯的视野像一面透镜，放大出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何以辉煌数千年而不熄的秘密：每一个伟大王朝都依赖于一个庞大而高效的物质生产体系，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实质就是其组织大规模分工协作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

　　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范围内曾先后出现过三个“全球制造业中心”，无一例外都成为一度主导世界发展方向的发达国家：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GDP占世界比重，自1820年32.9%的顶峰一路滑落，直至1990年触底。而后从1.83%的最低点开始陡峭急升，2014年达到13.3%，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成就这一人类史上发展奇观的原动力，也正是中国大规模先进制造能力自鸦片战争之后的沦丧和改革开放之后的重振。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理事会成员小理查德·埃尔克斯，因此将一国对先进制造业的追逐，称之为“为大国的命脉而战”，“在任何市场中，在争夺经济的制高点时，决定胜负的力量通常掌握在控制战略要素的生产者手中，他们不仅影响到技术创新，还影响到贯彻和实施技术创新的能力，即制造产品的能力。”

“王者归来”

　　然而，这个“常识”在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遭到了遗弃。

　　伴随着全球化的迅速扩张，以债券、股票和金融衍生品为主的金融交易指数式膨胀，在封闭的金融领域内部形成了天文数字的金融资产名义数量虚拟增值。没有实质商品、劳务和投资基础的虚拟经济，或者说脱离甚至排挤实体经济的“以钱生钱”的金融异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全球化现象。

　　1978年以来，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左右，而国际资本年均增长25%左右。据国际清算银行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0年全球虚拟资产达到50.04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2.19倍；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全球虚拟资产“爆炸”到865.03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4.2倍。

　　像秃鹫一样肆无忌惮地追逐更高利润的美国华尔街和英国伦敦“金融城”，成为这场“金融大爆炸”的“原爆点”，驱动发达国家竞相走向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发展，将制造业作为垃圾产业和夕阳产业转移到成本低的东亚发展中国家，本土实体经济呈现“空心化”。美国甚至高达70%的就业人口转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

　　物极必反，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漠视，必然会受到其铁面无情的惩罚。1970～2011年间，与资本狂欢相伴的是，全球发生了147次银行危机。其中，1980年至今，世界经历了6次重要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频度和烈度史所罕见。

　　尤其在最近的两次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系统的核心国家后，《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看到了令其最为恐惧的景象，“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金融危机看起来越来越严重，影响范围越来越遍及全球。”他相信，如果高收入国家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再次遭遇这样一次危机，政府可能因为负债累累而束手无策，任由一场“烈火”烧尽一切。

　　正是经历了超乎想象的灾难式经济溃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形势出现180度的大逆转：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从束之高阁的“供品”，变成了稳定政局与破解危机的“良药”。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发达强健的实体经济是一国应对危机、摆脱困境的关键。”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燕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金融偏离实体经济而自我循环，很容易生出金融泡沫，“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之所以至今难以脱身，重要的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的孱弱，包括先进制造能力的退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学界、政界和企业界一致呼吁制造业的本土回归。2009年上台伊始，美国总统奥巴马即以“危机总统”的姿态，高调倡导“重回制造业时代”，相继颁布实施《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从“去工业化”彻底扭转为“再工业化”。

　　紧跟其后，英国2009年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法国2010年提出工业振兴计划，日本提出发展“领先世界的尖端产业群”，德国提出“工业4.0”的高科技战略计划……一时间“再工业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政策“流行词”，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以“王者归来”的气势重新主宰全球大国经济角逐场。

“逐鹿”先进制造

　　幸运的是，中国躲过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惩罚的直接冲击。采访中，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碚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中国经济基础和发展战略自始至终没有脱离以工业制造为核心的实体经济。

　　这一点，得益于中国领导人对发展实体经济所保持的一贯冷静和笃定。

　　早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在论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时就强调，要“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是中国决策层首次明确提出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需求导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

　　尤其近两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个角度强调实体经济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2013年7月在湖北考察时指出，“工业化很重要，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自力更生任何时候都不能少，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2015年7月在吉林考察时强调，“‘中国梦’具体到工业战线就是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把制造业搞上去，创新驱动发展是核心。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把实体经济抓上去。”

　　依靠坚定的国家意志，过去20多年来，尤其是本世纪初加入WTO后，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按照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1995年中国工业规模总量不足0.4万亿美元，2013年则超过4万亿美元，中国工业规模增长了10倍。由此计算，中国工业占全球比重，从1995年的不足4%上升到2013年的20%。短短11年间，中国连续将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甩在身后，并在2011年最终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然而，此时此刻全球范围内实体经济的突然兴起，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重振制造业、发展高技术产业抢占制高点的战略转型，引发全球诸大国竞相重构经济发展方式。过去分工明确有序的全球产业链正在锈结和断裂，各自为政相互争夺的市场分裂已经烽烟四起，世界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形成空前复杂的裂变局面。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叶连松认为，美欧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绝非发展低端制造业，而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向高端制造发展，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尤其加大信息技术对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的渗透融合，重新夺回世界制造业的优势地位。

　　10月5日，由美国主导，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加拿大等12个国家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历经近五年时间达成一致，其贸易合作涵盖了全球40%的经济产出。

　　对中国而言，无论如何解读这一事件，叶连松认为有两件事是一望而知的：

其一，未来10年将是美欧“再工业化”重建高端制造业的10年，这不但会缩减我国制造业对外出口空间，而且随着贸易摩擦的日益加剧，强烈冲击中国工业制成品对世界其他市场的出口规模；

其二，一些世界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围堵对象，已从“中国制造”上升为“中国高端制造”领域。

“行百里者半九十”

　　《战国策·秦策五》曰，“诗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也。”意喻做事愈接近成功愈困难。在金碚看来，以此来形容四面围堵下的“中国制造”再恰当不过，“中国虽然已经是制造业生产能力世界第一的国家，但不能不清醒认识到，我们离‘制造强国’目标还有相当距离。”

　　目前，中国制造业仍然没有摆脱“大而不强”的现状，人均工业增加值不及制造业强国美日德的1/3。而且，总体技术水平落后，自主创新能力弱。2013年我国高端芯片进口额2322亿美元，超过当年石油进口额。

　　据高通垄断案透露，国内每生产一台CDMA手机，要向美国高通公司交10美元专利费，而几乎所有支持中国新4G标准的高端手机都采用高通芯片。更有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显示，我国优质、低耗的先进工艺普及率不足10%，数控机床、精密设备不足5%，且90%以上的高档数控机床、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5%的集成电路制造设备、80%的石化设备、70%的轿车工业装备，都依赖进口。

　　同时，产能过剩问题严重。近年来，我国工业企业平均产能利用率在72%左右，且呈逐年下降趋势，而这还是多年大力治理下的结果。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行业，例如钢铁、光伏、风力发电等产业，出现了所谓“先进产能”而非“落后产能”的过剩。

　　中国工业资源能源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仍然有待改善。据测算，2010年，单位GDP能耗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与此相反，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中国制造处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制造-加工-组装”环节，在消耗大量国内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的同时，所获利益却甚少。比如，在iPhone这款产品的价值链条中，苹果公司占有了全部价值的75%，而中国装配线上50多万工人仅分得了2%。

　　即使如此，中国劳动力用工成本在迅速变“贵”。2003～2013年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名义工资几乎翻了两番。与2005年相比，2012年美国劳动力成本下降了2.4%，而中国增长了41.6%。

　　李燕认为，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近几年，在外需持续萎缩与内需增势放缓相互叠加，有效需求不足与产能过剩矛盾相互作用下，我国实体经济总体上很不景气，工业发展中面临诸多困难，多数工业企业经营效益出现下滑，大量资本‘脱实入虚’趋势明显，实体经济异化潜在风险加大。”其中，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以致牵动最高层亲自督导，就是最刺耳的警报。

　　8月下旬，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5中国企业500强”报告显示，2014年国有五大银行以占500强营业收入的6.39%，创造了35.6%的净利润，而266家制造业企业40.1%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仅占18.8%，五大行利润近乎所有制造业企业利润的两倍。而此前，2008年时，五大行利润在500强中占比仅为26.3%，制造业企业利润占比29.6%。

　　这意味着我国制造业与金融业之间的效益“鸿沟”继续扩大，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倒挂。统计数据显示，1999～2002年我国虚拟经济规模维持在10万亿元左右，与GDP维持着1倍左右的比例。2003年一跃超过20万亿，自此迅速扩大，到2009年已达122.5万亿元，为GDP的3.7倍。

　　中国制造业在“大而未强”时刻，外有强邻环伺，内有“脱实入虚”隐患，何去何从？在李燕看来，自古华山一条路，唯有向上，她强调，“美国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将是砥砺中国制造走向强大的最好‘磨刀石’。”

“当一个国家失去制造能力时，同时也在失去创新能力”

　　8月中旬，美联储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产出仍未恢复到2007年的危机前水平。美国制造业产出增长比2012年和2013年预计的少了2个百分点，比2014年预计少了1个百分点。其中，美国本土制造业主力国防和航空业产量下调幅度更大：比2013年预计的少了4个百分点，比2013年少了7个百分点，比2014年少了2.5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被美国总统称作事关美国经济健康和中产阶级命运的美国制造业仍然在衰退，所谓的“美国制造的回归”和“再工业化”还是一个美好的政策愿望。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呈指数不断增加，一个国家要重新进入其已经丧失的基础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成本，需付出的代价将令人不堪重负。”小理查德·埃尔克斯出任过多家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亲身经历了美国过去几十年“去工业化”进程，他看到的现实是，“如果你退出了，也许就再也进不来了。”

　　近年来，随着后金融危机阵痛不断，美国学界和企业界开始掀起了反思实体经济兴衰机制的研究热潮。许多来自美国制造业第一线的“病理解剖”，正在颠覆西方教科书中关于国家竞争在产业发展领域的政策理论。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加里·皮萨诺和威利·史在其《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一书中，愤怒地将美国制造业规模的下降归结为一场大型“经济实验”的结果：

　　“这场实验基于以下假设：即使在制造业衰退的情况下，一个发达的经济体仍然可以保持繁荣发展，因为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以及其他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能够填补制造业衰退留下的空缺，并且促使经济运行更加出色。”

　　于是，如此理论指导下的政界和企业界，一方面认为“制造业是无足轻重的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只需要低技能的工人，而这类资源可以轻松从世界各地获得”；一方面自信地将加工制造业务和技术能力大规模转移和外包。

　　然而，美国数十年的“去工业化”过去了，服务贸易所产生的顺差几乎微不足道，相比货物贸易逆差却在迅速持续扩大。更惊人的结果发生在过去十年，贸易逆差开始“吞噬”美国竞争力核心的高技术产品，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从1992年的33%下降到2009年的23%，相反一直作为外包对象国的中国则从同期的6%飙升到31%。

　　加里·皮萨诺认为，这完全是美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结果，“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大量必需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已经迁往海外。”比如，美国发明了光伏电池大量的基础技术，却在产品制造上止步不前。原因很简单，与光伏电池产业相关的许多技术早已迁至亚洲，美国成立光伏电池生产工厂缺乏供应商和基础设施。

　　对此，美国政府试图通过财政补贴消除障碍。美国长青太阳能公司从马萨诸塞州获得了5800万美元的补贴以在该州生产光伏电池组件。但即使获得了补贴，长青公司依然缺乏竞争力。2011年年初，该公司宣布关闭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工厂，并将剩余生产线迁往东亚。

　　于是，一个恶性循环顺势形成，“如果每个企业都选择将业务外包给国外的工厂，本土供应商生存将会陷入困境，投资于创新、新技术和员工培训在经济意义上变得不可行。而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不足，反过来造成这些供应商竞争力的下降，这又进一步推动企业将供应链转移至海外。”

　　正如加里·皮萨诺所言，最终的结果就是，“当一个国家失去制造能力时，同时也在失去创新能力。”

　　事实上，这还只是问题的开始。伴随着制造业的衰退，曾经创造了全球最庞大中产阶级群体的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也在大幅度萎缩。有跟踪研究发现，在iPod创造的全部4.1万个就业机会中，仅有30个岗位留在了美国。

　　截至2010年底，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仅为就业总人数的8.2%，美国真实失业率已接近20%。至于奥巴马承诺要在第二任期内创造的10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从2013年1月至今，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的确，美国本土的薪酬超过海外的两倍，但英特尔创始人兼首任董事长安德鲁·格罗夫回应说，“像很多人一样，你或许会说，将就业岗位送到国外不是什么大事，因为高附加值的工作、当然也是高利润的工作，依旧留在美国。但是如果一个社会里只有高收入人群从事着高收入附加值工作，而绝大多数人都在失业，那将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呢？”

“中国制造”何以“后发先至”

　　8月15日，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刊出一篇题为“美国应该担心的中国五种最致命武器”的文章，除了列举“太空战”、“水雷”和“特种部队”这些缺乏想象力的军事术语外，提出的另两大“致命武器”则是“制造业基地”和“大学毕业生”。

　　文章称，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从烤肉架到iPhone无所不包，“2014年底，中国制造商建立了有20万名工人的100条生产线的生产规模，每天的iPhone产量达到了令人瞠目的54万部……一个一天之内能生产50万部iPhone的国家，在一天之内生产出足够1万人的步兵师使用的装备应该不是什么难事。”至于大学毕业生，“到2020年，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大军当中将有1.95亿名大学毕业生……随着解放军日益重视高技术领域，科学和工程等领域的学位将越来越有用，由此几乎必定会产生一支更加精通技术的人民解放军。”

　　文章的内容令人忍俊不禁，但也真实透露出“中国制造”30多年积累的雄厚后发优势，和大国规模所产生的无可替代的工业基础能力，以及强大的人力资源竞争力。

　　目前，按照工业体系完整度来衡量，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意味着，如果一家制造业厂商在中国打半小时电话就能完成的配套工作，到其他国家可能要半个月甚至半年才能搞定。

　　一位主管部门官员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完整的工业体系除了对保障国家安全意义重大，在对外贸易竞争中，更完善的工业体系能够减少工业配套生产成本，有利于生产质优价廉的产品，加强国内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包括被人诟病的高精尖产品，中国技术能力大多也排在全世界前几名。即使一些高端芯片被切断供给，中国生产的低端芯片仍可使用，尽管良率比较低、功耗高、速度慢，但足以支撑自身工业体系需要。”

　　而且，“由于一国产业完整齐全，外国投资时，很容易就能从本地找到生产厂家，大大降低了产品生产的成本。而进口零件不但需要支付运费，还要支付关税。”他很自信地说，“这使得中国即便劳动力成本已经明显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产业还是不得不留在中国。何况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加加深了这种依赖。”

　　2011年2月，在硅谷举行的宴会上，奥巴马曾质问乔布斯为何不在美国生产“苹果”产品，“苹果”教父不吝辞色地告诉美国总统，如果美国本土能给“苹果”提供3万名工程师，“我马上将这60万个就业岗位带回美国。”故事的最后，苹果最终在美国设立了一个制造厂，年产量只有苹果全球出货量的1%，也就是中国不足4天的生产额。

　　难能可贵的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唯一100%的工业体系并没有“睡大觉”，而是加紧抓住信息时代开启的契机，为庞大的身躯插上了强劲而灵活的“互联网+”的巨翼。

　　9月初，原本想一睹中国尖端技术企业的韩国《中央日报》社中国研究所所长韩友德，不情愿地走进青岛红领服饰公司。但令其震惊的是，这家年产80万套西装和600万件衬衣的服装厂，在每台缝纫机上安装了小型电脑后，去年利润实现了150%的增长。

　　红领公司花费12年时间、投入12.6亿元人民币，研究了国内外约220万人的体形，提取了1000多万个设计数据和100多万个服装模型，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武装了自己的服装生产线，一举从自动化生产跃迁到智能制造，以从工厂直接到顾客的量身定制，成为全球第一家通过“互联网+”实现了“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服装企业。

　　当公司总裁张蕴蓝告诉参观者，“自己没有卖场，也无须物流网，消费者和工厂直接进行交易。客户下单定做衣服后，7天内即可送达，当然也包括海外配送”时，这位韩国研究者感慨地说，脚下这片土地已不再是依靠中国廉价劳动力生存的韩国企业所能待的地方了。

　　对此，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何亚非在其新著《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一书中作了精要的点评：“移动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已十年有余，正从消费性的移动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工业、农业和军事等各行业延伸。‘互联网+工业’就是‘工业4.0’，它将直接影响中国的经济形态，影响生产和就业，影响所有产品生产、制造、流程、供应链，颠覆了传统工业生产模式……新工业革命时代的来临，给中国带来了后发优势，中国具有科技创新蓬勃发展的难得优势。”

引领新时代“工业文明”

　　采访中，李燕告诉瞭望记者，近现代以来，无论是中国自身的探索实践，还是美欧发达国家的经验镜鉴，都充分印证了，“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最强的创新驱动器。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维持经济社会稳定中，发挥着中坚作用。”她认为，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对发展实体经济的战略意义有着充分而坚定的认识。

　　比如，刚刚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2013年初还只是中国工程院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牵头实施的咨询项目。随着当年4月德国政府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工业4.0”战略，中国决策层迅速意识到要迎头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责成工信部牵头编制“中国制造2025规划”，作为未来10年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顶层规划，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因此，“中国制造2025”又被称为“中国版工业4.0”。何亚非认为，现在，不论是纵向自身发展历史比较，还是横向国际间比较，“中国制造2025”都拥有“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性机遇：

　　其一，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分摊研发成本、培育巨型企业，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需求支撑，吸引全球企业和创新要素聚集。

　　其二，研发人力资源的优势。中国每年约有700万大学毕业生，理工科占的比例高，研发人员成本低于发达国家。尽管中国劳动力价格在不断上升，但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目前美国劳动力价格仍然是中国的6倍。

　　其三，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形成了强大产业基础。中国制造业规模居世界之首，产业配套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起步，部分领域居世界前列。如世界十大信息科技企业，美中分别占6家和4家。

　　其四，创新体制与政策环境正在改善。“中国制造2025”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研发投入不断增加。2014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2.09%，虽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如北欧国家占GDP比例是3%～3.5%，但中国研发投入基数大，2014年总额13312亿元，居全球第二。同时，出台了企业登记、创新孵化器、风险投资、融资税收等方面鼓励创新的政策和做法，创新型企业和各类“创客”(Geeks)如山花烂漫遍地涌现。

　　此时此刻，金碚认为，一定要借鉴吸取美欧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金融是一个赚快钱的行业，实业是一个赚慢钱的行业。金融和实业之间，既有互相之间的支援，也有互相之间的竞争。如果大家都认为赚快钱是好的，携裹资源配置去赚快钱，赚慢钱的实体经济就没人干。只有两者利润相当，金融才可能为实体经济服务。”

　　他对当前中国经济“脱实入虚”的苗头深为忧虑，“金融业应该是风险较高的行业，但各种不合理的行政保护政策人为降低了我国金融业的风险，甚至旱涝保收。其结果，不是搞金融的人支援实体，是搞实体的人赚了钱跑到金融这边来赚快钱，实体经济融资越来越困难。”

　　“如果我们希望让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必须要让金融像实体经济一样辛苦工作才能赚到钱。”他认为，就目前而言，我国金融和实体经济没有融为一体，本质上不是一个统一市场体系的有机部分，实际上是两个板块。而这正是美国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的源头。

　　面对未来，这位长期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认为，“中国成为制造大国是有支撑的，无论是资源还是技术，我们都具备。但是，做到技术高端的时候，我们需要制造业文化和工业文明的洗礼。”

　　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制造强国是在短期内成就的，建设制造强国不仅是技术创新、匠艺积累、财富积累的过程，而且是文化演进的过程，“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究竟有没有长期坚韧不拔发展制造业，坚持实体经济为主的耐心和意志？”

　　“这就需要，在制度和政策安排中最大限度减少‘赚快钱’、‘一夜暴富’的诱惑和投机取巧机会，形成建设制造强国的有效激励机制和崇尚实业的社会氛围。”金碚最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记者 王健君 李绍飞 宫超）